明代创设了一个特殊的官职，这个官的品秩虽只有七品，与县令平级，但却可以“代天子巡狩”“大事裁奏、小事立断”，直达天听，权力极大，无论是涉及老百姓的冤假错案，还是贪赃枉法的皇亲国戚、藩王督抚等，都有权处置、直接纠劾，它就是“巡按御史”，民间俗称“八府巡按”。
西汉时设刺史代表中央监察地方，隋唐时由御史台“巡按州县”，宋代在地方设有监司，元代设有监察御史、肃政廉访使分别负责巡视巡察中央机构和地方官员，明朝则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设立了巡按御史制度。《明史·太祖本纪二》记载：洪武二年，“监察御史谢恕巡按松江，以欺隐官租逮系一百九十余人至京师”。洪武十年，“遣监察御史吉昌等十三人分巡山东、广西等处”。此时的巡按御史还只临时派遣的性质。到永乐元年，明成祖朱棣“遣御史分巡天下，为定制”，标志着御史巡按制度的正式确立;后历经几朝，到弘治年间已趋于完善，制定了《宪纲》《宪章事类》《巡历事例》等一套完备的律法体系，巡按御史从选派、点差、职责到出巡、更代及回道考察等各环节均有严格的规章制度。
明代设都察院为中央监察机构，在都察院设十三道监察御史(十三道是行政区划，明朝按各布政使的辖区设有浙江、河南、山东、山西、陕西、湖广、福建、江西、广东、广西、四川、贵州、云南等十三道)，各道监察御史为七到十一人不等，共一百一十人左右，巡按御史则是根据任务的需要，从十三道监察御史中通过“点差”的方式选派产生。监察御史在组织体系上虽隶属都察院，但其具有较强的独立性，且只对皇帝负责;当然，都察院的都御史有权考核诸监察御史。明代巡按御史制度汲取了历史上特别是两汉时期的经验，“以小制大、以卑临尊”，以七品御史纠劾所巡区域所有地方官，包括藩王等皇亲国戚，其巡视范围几乎涵盖了地方政务的所有方面，包括：考核官吏，奏核官邪;剪除豪蠹，肃振朝纲;巡视仓库，查算钱粮;审录囚犯，辨明冤枉;考察隐逸，举荐人才，等等。“凡政事得失，军民利病，皆得直言无避”。为防止日久熟人生弊，巡按御史的任职一次一授权，时限规定为一年一换。巡按御史权重责大，对外直接代表皇帝，因此对其考核十分严格，明代专门制定了《考满通例》《出巡事宜》《巡按七事》等考核律法，考核条款非常具体详细。巡按御史结束出巡任务返京后，由都察院的都御史对其任务完成情况进行考核查验，并作出鉴定，鉴定结论无论称职与否、罢免与否，皆需直接报皇帝最终决定处理。
巡按御史的考核升迁直接掌握在皇帝手中，所以其升迁和褒奖比较特殊，在明代，正七品的巡按御史因功越级升迁为正三品以上官员不在少数。洪武年间，御史凌汉巡按陕西时，多次上书陈述弊病，得到朱元璋采纳，凌汉审理案件公平合理，多次拒绝他人厚赠的礼金，回京后朱元璋破格提拔他为右都御史。宣德年间，御史于谦巡按江西时平反数百起冤狱，明宣宗越级提升其为兵部右侍郎。当然，对巡按御史的处罚也十分严苛，明朝规定“凡御史犯罪加三等，有赃从重论。”
“御史出巡，地动山摇”。明朝前期和中期，涌现出了一大批不徇私情、刚正不阿，勇于为民请命、昭雪沉冤，敢于得罪豪强权贵，甚至不惜冒犯皇帝的巡按御史。
明英宗天顺元年，御史李纲巡按浙江等地时，一次就弹劾浙江的赃吏达400多人，时称“铁御史”。李纲清正廉洁，巡按各地时，对地方官员馈赠一律拒收，有次巡按冀州时，途中遇盗贼，盗贼得知是李御史，对他的仆役说：“原来是李御史啊，他哪里会有钱财呢!”说完，不开箱便走了。李纲病逝时，家里仍一贫如洗，遗留的竹箱里全是破旧衣物。
明嘉靖年间，巡按御史王仪奉命巡按陕西时，发现秦王府霸占民产，欺压百姓，地方官员慑于秦王是皇亲，不敢处置，王仪调查后，将强取的民产悉数归还百姓。后来，王仪巡按河南时，赵王府辅国将军朱祐椋招亡命之徒杀人劫夺，长达十余年之久，百姓无处伸冤，他遂联合巡抚上奏皇帝，朱祐椋被剥夺爵位，沦为阶下囚。
明代巡按御史制度在总结历代监察制度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，形成了一整套完备严密的制度流程和法律体系，是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一大创举。巡按御史堪称古代的“中央巡视组”，较好地实现了异体监督制衡，与地方监察官按察使互相配合，形成了中央和地方双重监察体制，既克服了专官久任的弊端，又避免了临时差遣了解情况的不足。在明朝前期和中期，巡按御史制度对强化中央集权、维护国家统一、整顿地方吏治、维护社会公正、打击贪赃枉法等起到了积极作用。但到明代后期，皇帝昏庸，宦官专权，政治黑暗，巡按御史的权力迅速蜕化变质，干预地方政务成惯例，贪污索贿成风，巡按御史制度渐趋败坏。
来源：三湘风纪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