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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红色潇湘】熊瑾玎:营财不为身 赤诚见肝胆

发布时间:2021-06-18阅读:271

  熊瑾玎(资料图片)

 

  文|虢安仁

 

  【名片】

  熊瑾玎(1886-1973),湖南长沙县人。1919年参加“五四运动”,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。早年在长沙从事教育工作,1918年参加新民学会。1928年4月在上海任中共中央会计,开办商号、钱庄、布店、绸厂、印刷厂,掩护中共中央政治局机关开展工作。抗日战争爆发后,任中共中央长江局机关报《新华日报》总经理、中共中央重庆工委委员等职。解放战争时期,任《晋绥日报》副经理、解放区救济总会副秘书长、中国人民救济总会监察委员会副主任。新中国成立后,任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,第一至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。

  没钱为女儿看病的富商阔太

  1940年的一个冬夜,重庆。

  在一家医院里,医生一边给一个半岁大的婴儿检查,一边对旁边心急如焚的父母说:“10块大洋。”

  丈夫眉头紧蹙,妻子手插进口袋,却只有2块大洋。望着高烧昏迷的女儿,夫妻俩苦苦央求医生,希望他大发善心,救孩子一命,但医生坚持说:少一个子儿也不行!

  这对衣着光鲜的“老板”和“老板娘”正是熊瑾玎和朱端绶,看上去像富商阔太,但这一身“行头”却是穿给外人看的。

  从1928年春开始,党中央任命熊瑾玎担任中央机关的会计,负责为党管理和筹措经费。他主持开办了3家酒店、一个钱庄,还与人合伙经营了印刷厂、织绸厂、洋货店、大型布店……是名副其实的“老板”。从1938年开始,在周恩来的安排下,熊瑾玎任新华日报社总经理,并负责中共中央南方局的财务工作。

  而“老板娘”朱端绶,也管着一个钱袋子,她是新华日报社的会计科科长。这些年,他们经手的钱财不计其数,但夫妻俩有着共同的默契:公私分明,生活再难,公家的钱绝对不能动!

  文章开头那一幕有一个令人心酸的结尾:他们的孩子因辗转路途,耽误了及时治疗,最终不幸夭折,成了夫妻俩心中永远的痛。

  戏院隔壁开布店的“熊老板”

  1928年的一个平常夜晚,上海。

  成立于1925年的远东第一戏院,就是鼎鼎大名的天蟾舞台,台上的花旦莺喉流转娇如水,台下的戏迷如痴如醉,激动地给后台送花篮,阵阵喝彩声一直传到大街上,传到隔壁的“福兴商号”里。

  隔壁,商号的熊老板正“噼里啪啦”打算盘,仔仔细细地把每一笔账目登在账簿上。谁会想到,这上面的每一笔收入竟然都是为中共中央筹措的经费。

  窗外,警车呼啸而过,“熊老板”警惕地抬头看了一眼挂钟,又向窗外看了看,听到警笛声渐渐远去,他又继续埋头打算盘。在客厅中央的大桌子上,摆着一些布匹,一群穿长衫、戴礼帽的“商人”正在谈“生意”。如果在讨论中有人进来,开会的人就会装作看货议价的样子,就布匹的买卖讨价还价。在朝西的窗口下另有一张小条桌,这是会议记录员坐的地方。

  这栋房子最令“熊老板”满意的地方,就在于它位于天蟾舞台的后面,可以从天蟾舞台西侧云南路直接到二楼房间,而不必经过楼下生黎医院的房子,万一出事可以从楼梯撤退出去,混入来往的市民之中。

 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,党的活动被迫转入地下。1928年4月,武汉党组织屡遭破坏,熊瑾玎离开武汉,前往上海找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维汉。李维汉便让他留在上海担任中央秘书处会计科科长,承担筹集和管理经费的主要职责。同时,李维汉交给他一个任务:找个合适的地方,建立起中央政治局开会办公的秘密机关。

  熊瑾玎以商人的身份四处查看,经过千挑万选,最终看中了云南路447号的二层楼房(今云南路171号至173号处),经过观察和考察,中央也非常满意。进出这所房屋要经过一条不起眼的小巷,巷子里比较脏乱,一般人不大从这里经过。房子的全部楼面共有三间,一间面积较大可作客厅,能容纳10余人,其余两间一间当卧室,另一间堆放杂物兼厨房。楼下是一个周姓医生开设的“生黎医院”,每天都有人来看病,也可作为来往地下党员的掩护。

  租好房子后,熊瑾玎便在门口挂起了“福兴商号”的招牌,经营湖南纱布。而此后的40余年,党内同志和党外朋友一直亲昵地称他为“熊老板”。

  办报有方的《新华日报》“总经理”

  “新华扫荡中央,新华扫荡中央了……”

  抗战时期,陪都重庆,听到这几声,就知道报童叫卖的是《新华日报》。

  “扫荡”指《扫荡报》,隶属于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;“中央”指《中央日报》,国民党的机关报,这两份报纸与《大公报》是抗战期间闻名全国的三大报。

  而《新华日报》在武汉创刊刚满一个月,销售量就达2万余份,最盛时约5万份。国外很多新闻机构都将《新华日报》的报道用作权威消息。《新华日报》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,1938年元月在武汉创刊,至1947年2月在重庆被查封,历时9年。报纸从出生到终结,一直生存在国民党治下,被誉为“插在国统区的红旗”。在报童和群众口中出现“新华扫荡中央”的排序,其寓意不言自明。

  按照党组织安排,熊瑾玎自创刊伊始就担任《新华日报》总经理。为践行南方局和周恩来对报纸的要求——“编得好、印得清、出得早、销得多”,为建立、巩固和发展好这个宣传阵地,为使《新华日报》在激烈竞争中迅速打开局面,熊瑾玎想了很多办法。从创刊之日起,就建立自己的通讯网和发行网。还在长沙、郑州、洛阳、宜昌、黄陂等地相继设立了分销处,并在报馆内增设服务科,为读者代购邮寄各种图书杂志。由于熊瑾玎经营有方,《新华日报》创刊后不久,发行量就迅速攀升,甚至有超越《大公报》的架势。

  在武汉被日军攻陷前夕,《新华日报》被迫迁到重庆。熊瑾玎解决了报馆的馆址、纸张供应和经费问题,渡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。正因为熊瑾玎贡献巨大,半个世纪以后,一些老新华人说:“没有熊老,《新华日报》可能早早就被反动派当局从经济上扼杀了。”

  报馆从武汉迁到重庆后,熊瑾玎认真总结经验教训,将报纸赠阅的数量减少到300份,并指示广告科的工作人员加大招揽广告业务的力度。他说:“广辟广告来源,不仅能增加收入,还可广交朋友,扩大统一战线,宣传党的方针政策,粉碎国民党顽固派的新闻封锁和造谣诬蔑。”

  在他的精心指导下,报馆广告科的工作人员利用国民党中央同地方势力、官僚资本同民族资本之间的矛盾,首先从四川地方工商业打开局面,争取到商号、银行及烟草公司的广告业务。随着广告业务的扩大,经济收入也日益增多。

  周恩来曾高度评价熊瑾玎夫妇:出生入死,贡献甚大,最可信赖。

  主要参考文献:

  《红色伉俪传奇人生》 熊畅苏  中国文联出版社

  《熊瑾玎:“最可信赖”的“红色管家”》韩晓青 《学习时报》2020年10月19日